与职业杀手的对话
前FBI探员Myron Fuller与记者探访服刑杀手Larry Thompson,意外揭开路易斯安那一桩尘封47年的谋杀案真相,牵涉黑帮与政治的惊人内幕。
在路易斯安那州霍默市的David Wade监狱,寒冷的十二月,访客室里一棵小巧的人造圣诞树闪烁着微光,温暖却带着一丝凄凉。Larry Thompson,一位78岁的职业杀手,穿着蓝色牛仔裤和淡蓝衬衫,坐在木质长桌旁,脸上挂着意外亲切的笑容迎接我们。他的玳瑁眼镜用胶带固定,少了半截手指的手轻轻挥动,像在招呼老友。我从缅因州远道而来,Myron Fuller则从犹他州的山间启程,我们都没料到会受到如此“家常”的欢迎。满以为会像《沉默的羔羊》般阴森的会面,竟在一片食堂式的桌椅和零食贩卖机的辉光中展开。
Thompson正服80年刑期,因2003年与儿子及四名同伙抢劫装甲车未遂,罪名包括一级谋杀未遂和加重入室盗窃。追捕中,他的一名同伙用AK-47射伤了一名警察,引发大规模搜捕,最终六人全被抓获。2014年,他又供认了四起雇佣杀人案,只为换取儿子减刑——不过这交易因负责官员去世而告吹。他从路易斯安那州立监狱转到这里,依然是个“模范囚犯”。他指着残缺的手指,笑着说:“这根是被电钻弄断的,这根嘛,被我家狗咬的。”
监狱长Jerry Goodwin特许我们不受时间限制地交谈,房间里没有隔板,只有一个百无聊赖的看守在旁。Fuller与Thompson对坐,气氛像老对手重逢。我在一旁摆开笔记本、笔和录音机,准备记录这场非同寻常的对话。Fuller,这位79岁的前FBI探员,曾在局里度过31年辉煌生涯,却在1981至1985年间执掌Shreveport办公室时,遭遇职业低谷:腐败警察、无疾而终的调查、政治干预,还有一桩他认为本可阻止的谋杀案——Maria Marshall,一位三子之母,被丈夫雇凶杀死,只为骗取保险金。而凶手,正是眼前的Thompson。
Shreveport的岁月像梦魇缠绕着Fuller。他曾愤怒地离开,途经密西西比州时,甚至下车对着路易斯安那的方向撒了一泡尿,以宣泄挫败。如今,他过着退休后的悠闲生活——与妻子游欧洲、打高尔夫、滑雪——却总在深夜被往事困扰。他找到Thompson的监狱地址,写信联系,电话沟通后,Thompson爽快答应了会面。我因曾为写书采访Fuller而与他熟识,受邀同行,记录这趟追寻真相之旅。
Thompson与Fuller,一个杀手,一个探员,竟有几分相似:秃头、身材瘦削、不到六英尺,出身南方贫困家庭。Fuller生于1941年阿肯色州Beebe,家无电力,12岁时因父亲失误烧毁了房子,家当尽毁。他年轻时失去妻子与未出世的女儿,人生一度迷茫,直到偶然申请加入FBI,凭借与罪犯交谈的天赋,主导了震惊一时的Abscam调查,揭露七名国会议员受贿。然而,Shreveport的经历却让他摔了个大跟头。匿名线报警告他办公室内有内鬼,本地警察腐败猖獗,甚至有人威胁要炸他的车或泼他一脸酸液。他试图调查,却屡遭掣肘,连成功破获的非法赌博案也被美国检察官叫停。
更令他痛心的是Maria Marshall的死。1984年,线报称有人要杀一名金发女子,Fuller却未能阻止。案发后,新泽西警探带来受害者的照片,他颓然掩面,确认正是Marshall。Thompson虽因证人提供不在场证明而脱罪,但后来供认了罪行。Fuller读到相关报道,愧疚如潮水涌来,多次引发恐慌发作,甚至随身携带抗焦虑药物。
在监狱里,Thompson的谈吐带着南方口音的悠长韵律,时而停顿,像在斟酌或隐瞒。他自称是“乡下普通人”,却又得意地说:“世上没几个人能干我干的事。”他10岁便开始犯罪,偷黑人农民的拖拉机,青少年时与主日学校老师“狩猎”黑人,13岁犯下首起谋杀,将尸体抛入红河。他自嘲被学校开除160多次,却因父亲在校董会工作而总能复学。19岁首次入狱,在安哥拉监狱被打断鼻梁、刺伤肺部,却学会了独来独往的生存之道。
Fuller问起Thompson当年的银行劫案,他坦然承认撬开约300个夜间存款箱,用自制钩子偷走现金。他还轻描淡写地说,雇佣杀人的活儿对他只是“生意”,从不问动机,只要钱到位,目标便“永远消失”。当被问及杀了多少人,他沉默片刻,承认远超Fuller听说的14人,具体数字却像谜一般悬在空中。
更令人震惊的是,Thompson透露当年Shreveport的司法体系如同黑市,警察、检察官、法官皆可收买。他与新奥尔良黑帮大佬Carlos Marcello关系密切,为其充当“问题解决者”。他甚至计划除掉Fuller和其他探员,因临时离开Shreveport才作罢。Fuller听后一愣,半开玩笑地说:“我早觉得咱们会以枪战收场。”Thompson嗤笑:“你不会想跟我比枪法的。”
对话渐渐转向另一桩悬案——Jim Leslie的谋杀。1976年7月8日,Leslie,这位才华横溢的公关专家,在路易斯安那州通过“工作权利法案”后,于巴吞鲁日Prince Murat酒店停车场被霰弹枪杀害。这法案废除了强制工会会员制,触怒了黑帮控制的劳工组织。Leslie以精明的广告策略推动法案通过,树敌无数。案发当晚,他从庆功派对返回酒店,刚下车便被一枪击中背部,心肺被撕裂,倒地身亡。
调查指向Shreveport公共安全专员George D’Artois,此人以铁腕治理城市,纵容赌博和私酒生意,涉嫌挪用公款。Leslie曾拒绝D’Artois用公款支付竞选广告费用,并在调查中作证揭发其罪行。D’Artois被控企图盗窃公款,并据传多次试图雇凶杀Leslie。案发后,D’Artois在家中持枪对抗警方,最终因心脏手术并发症去世,带走了许多秘密。
Thompson起初对Leslie案闪烁其词,仅点头说记得案发地点是“酒店停车场”。但在后续几次探访中,他逐渐松口。他否认警方推测的凶手从栅栏后开枪的说法,称自己藏在车后,熟知Leslie的房间号,料定其停车位置。枪响后,他迅速返回提前入住的酒店房间,藏好霰弹枪,次日清晨悄然离开。这一计划天衣无缝,难怪47年来无人将他与此案联系起来。
更令人咋舌的是,Thompson暗示自己可能用了化名“Rick Roberts”——一个在1981年大陪 Virgina 陪审团文件中出现的神秘人物。档案显示,Rick Roberts确有其人,曾在Griffith的酒吧工作,但仅被短暂提及,未被起诉。Thompson笑着说:“我可能用过这个名字。”他解释,化名是他的惯用手法,有时故意借用真实人物的身份以混淆视听。Fuller与我面面相觑,惊叹这狡猾的策略——这就是他逍遥法外的秘诀。
Thompson进一步透露,Leslie的死与黑帮和工会有关。他提到Carlos Marcello试图通过贿赂影响法案投票,Leslie却将此事泄露给执法部门,触碰了禁忌。案发前一天,Leslie计划与美国检察官会面,讨论贿赂细节,结果当晚便被灭口。Fuller感慨:“他太高调了,招来了杀身之祸。”
2025年3月,我们得知路易斯安那州成立冷案小组,试图将Leslie案归咎于Thompson。但他已81岁,健康每况愈下,追加刑期或许只是象征性举动。Fuller却感到释然,这趟旅程不仅让他释怀了Shreveport的遗憾,还可能解开了一桩历史悬案。他笑着说:“身在迷雾中看不清真相,跳出来才发现,哇,原来如此。”
在Shreveport的最后一晚,我们来到Ernest’s Orleans餐厅,空气中弥漫着黑帮电影的复古气息。Fuller点了一杯威士忌,环顾四周,往日的阴霾已散去。对他而言,鬼魂已安息;但对这座城市,阴影依然徘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