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职业杀手的对话
前FBI探员Myron Fuller与记者探访服刑杀手Larry Thompson，意外揭开路易斯安那一桩尘封47年的谋杀案真相，牵涉黑帮与政治的惊人内幕。
在路易斯安那州霍默市的David Wade监狱，寒冷的十二月，访客室里一棵小巧的人造圣诞树闪烁着微光，温暖却带着一丝凄凉。Larry Thompson，一位78岁的职业杀手，穿着蓝色牛仔裤和淡蓝衬衫，坐在木质长桌旁，脸上挂着意外亲切的笑容迎接我们。他的玳瑁眼镜用胶带固定，少了半截手指的手轻轻挥动，像在招呼老友。我从缅因州远道而来，Myron Fuller则从犹他州的山间启程，我们都没料到会受到如此“家常”的欢迎。满以为会像《沉默的羔羊》般阴森的会面，竟在一片食堂式的桌椅和零食贩卖机的辉光中展开。
Thompson正服80年刑期，因2003年与儿子及四名同伙抢劫装甲车未遂，罪名包括一级谋杀未遂和加重入室盗窃。追捕中，他的一名同伙用AK-47射伤了一名警察，引发大规模搜捕，最终六人全被抓获。2014年，他又供认了四起雇佣杀人案，只为换取儿子减刑——不过这交易因负责官员去世而告吹。他从路易斯安那州立监狱转到这里，依然是个“模范囚犯”。他指着残缺的手指，笑着说：“这根是被电钻弄断的，这根嘛，被我家狗咬的。”
监狱长Jerry Goodwin特许我们不受时间限制地交谈，房间里没有隔板，只有一个百无聊赖的看守在旁。Fuller与Thompson对坐，气氛像老对手重逢。我在一旁摆开笔记本、笔和录音机，准备记录这场非同寻常的对话。Fuller，这位79岁的前FBI探员，曾在局里度过31年辉煌生涯，却在1981至1985年间执掌Shreveport办公室时，遭遇职业低谷：腐败警察、无疾而终的调查、政治干预，还有一桩他认为本可阻止的谋杀案——Maria Marshall，一位三子之母，被丈夫雇凶杀死，只为骗取保险金。而凶手，正是眼前的Thompson。
Shreveport的岁月像梦魇缠绕着Fuller。他曾愤怒地离开，途经密西西比州时，甚至下车对着路易斯安那的方向撒了一泡尿，以宣泄挫败。如今，他过着退休后的悠闲生活——与妻子游欧洲、打高尔夫、滑雪——却总在深夜被往事困扰。他找到Thompson的监狱地址，写信联系，电话沟通后，Thompson爽快答应了会面。我因曾为写书采访Fuller而与他熟识，受邀同行，记录这趟追寻真相之旅。
Thompson与Fuller，一个杀手，一个探员，竟有几分相似：秃头、身材瘦削、不到六英尺，出身南方贫困家庭。Fuller生于1941年阿肯色州Beebe，家无电力，12岁时因父亲失误烧毁了房子，家当尽毁。他年轻时失去妻子与未出世的女儿，人生一度迷茫，直到偶然申请加入FBI，凭借与罪犯交谈的天赋，主导了震惊一时的Abscam调查，揭露七名国会议员受贿。然而，Shreveport的经历却让他摔了个大跟头。匿名线报警告他办公室内有内鬼，本地警察腐败猖獗，甚至有人威胁要炸他的车或泼他一脸酸液。他试图调查，却屡遭掣肘，连成功破获的非法赌博案也被美国检察官叫停。
更令他痛心的是Maria Marshall的死。1984年，线报称有人要杀一名金发女子，Fuller却未能阻止。案发后，新泽西警探带来受害者的照片，他颓然掩面，确认正是Marshall。Thompson虽因证人提供不在场证明而脱罪，但后来供认了罪行。Fuller读到相关报道，愧疚如潮水涌来，多次引发恐慌发作，甚至随身携带抗焦虑药物。
在监狱里，Thompson的谈吐带着南方口音的悠长韵律，时而停顿，像在斟酌或隐瞒。他自称是“乡下普通人”，却又得意地说：“世上没几个人能干我干的事。”他10岁便开始犯罪，偷黑人农民的拖拉机，青少年时与主日学校老师“狩猎”黑人，13岁犯下首起谋杀，将尸体抛入红河。他自嘲被学校开除160多次，却因父亲在校董会工作而总能复学。19岁首次入狱，在安哥拉监狱被打断鼻梁、刺伤肺部，却学会了独来独往的生存之道。
Fuller问起Thompson当年的银行劫案，他坦然承认撬开约300个夜间存款箱，用自制钩子偷走现金。他还轻描淡写地说，雇佣杀人的活儿对他只是“生意”，从不问动机，只要钱到位，目标便“永远消失”。当被问及杀了多少人，他沉默片刻，承认远超Fuller听说的14人，具体数字却像谜一般悬在空中。
更令人震惊的是，Thompson透露当年Shreveport的司法体系如同黑市，警察、检察官、法官皆可收买。他与新奥尔良黑帮大佬Carlos Marcello关系密切，为其充当“问题解决者”。他甚至计划除掉Fuller和其他探员，因临时离开Shreveport才作罢。Fuller听后一愣，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我早觉得咱们会以枪战收场。”Thompson嗤笑：“你不会想跟我比枪法的。”
对话渐渐转向另一桩悬案——Jim Leslie的谋杀。1976年7月8日，Leslie，这位才华横溢的公关专家，在路易斯安那州通过“工作权利法案”后，于巴吞鲁日Prince Murat酒店停车场被霰弹枪杀害。这法案废除了强制工会会员制，触怒了黑帮控制的劳工组织。Leslie以精明的广告策略推动法案通过，树敌无数。案发当晚，他从庆功派对返回酒店，刚下车便被一枪击中背部，心肺被撕裂，倒地身亡。
调查指向Shreveport公共安全专员George D’Artois，此人以铁腕治理城市，纵容赌博和私酒生意，涉嫌挪用公款。Leslie曾拒绝D’Artois用公款支付竞选广告费用，并在调查中作证揭发其罪行。D’Artois被控企图盗窃公款，并据传多次试图雇凶杀Leslie。案发后，D’Artois在家中持枪对抗警方，最终因心脏手术并发症去世，带走了许多秘密。
Thompson起初对Leslie案闪烁其词，仅点头说记得案发地点是“酒店停车场”。但在后续几次探访中，他逐渐松口。他否认警方推测的凶手从栅栏后开枪的说法，称自己藏在车后，熟知Leslie的房间号，料定其停车位置。枪响后，他迅速返回提前入住的酒店房间，藏好霰弹枪，次日清晨悄然离开。这一计划天衣无缝，难怪47年来无人将他与此案联系起来。
更令人咋舌的是，Thompson暗示自己可能用了化名“Rick Roberts”——一个在1981年大陪 Virgina 陪审团文件中出现的神秘人物。档案显示，Rick Roberts确有其人，曾在Griffith的酒吧工作，但仅被短暂提及，未被起诉。Thompson笑着说：“我可能用过这个名字。”他解释，化名是他的惯用手法，有时故意借用真实人物的身份以混淆视听。Fuller与我面面相觑，惊叹这狡猾的策略——这就是他逍遥法外的秘诀。
Thompson进一步透露，Leslie的死与黑帮和工会有关。他提到Carlos Marcello试图通过贿赂影响法案投票，Leslie却将此事泄露给执法部门，触碰了禁忌。案发前一天，Leslie计划与美国检察官会面，讨论贿赂细节，结果当晚便被灭口。Fuller感慨：“他太高调了，招来了杀身之祸。”
2025年3月，我们得知路易斯安那州成立冷案小组，试图将Leslie案归咎于Thompson。但他已81岁，健康每况愈下，追加刑期或许只是象征性举动。Fuller却感到释然，这趟旅程不仅让他释怀了Shreveport的遗憾，还可能解开了一桩历史悬案。他笑着说：“身在迷雾中看不清真相，跳出来才发现，哇，原来如此。”
在Shreveport的最后一晚，我们来到Ernest’s Orleans餐厅，空气中弥漫着黑帮电影的复古气息。Fuller点了一杯威士忌，环顾四周，往日的阴霾已散去。对他而言，鬼魂已安息；但对这座城市，阴影依然徘徊。
